和平性是中华文明的价值取向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中华文明的和平性，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、全球发展的贡献者、国际秩序的维护者，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，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，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、不搞对抗，决不搞‘党同伐异’的小圈子。”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华文明和平性的重要论述，从认识论、方法论、价值论等维度把握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思想内涵、辩证智慧和时代价值，可以为我们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，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、民族复兴伟业提供道义力量。
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思想内涵
和平性贯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，为中华文明其他突出特性的形成和发展创造条件，具有丰富而深刻的思想内涵。
倡导慎战、不战。和平是文明发展的基本前提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、称王称霸的基因”。中华文化绵延不绝、一脉相承，中华文明革故鼎新、辉光日新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深知和平对于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，历来主张慎战、不战，而不是以强欺弱、穷兵黩武。几千年来，“国虽大，好战必亡”“非危不战”“非攻”等思想文化渗透进中国人日常生活之中，成为人们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，维系着中华民族的生息繁衍，推动了中华文明赓续绵延。
主张“和实生物”。中华文明和平性既体现在对战争与和平这一重大问题的理性思考上，还体现在对事物发展规律的探究上。“和实生物”就是主张以“和”的状态孕育世间万物。“两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”“万物各得其和以生”“致中和，天地位焉，万物育焉”等都蕴含着以“和”孕育万物的哲学思想。作为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，“和实生物”体现着中华民族对天下万物相融共生、相互促进状态的深刻洞察和精准把握，构成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思想内核，彰显了中华文明的文化精髓。
崇尚和平和睦和谐。“和”是中华文明的标识性概念。“以和邦国”的治国方略，“和气生财”的经商之道，“以和为贵”的处世原则，“讲信修睦”“亲仁善邻”的交往之道，“美美与共”“天下为公”的气度格局等，共同影响着中华民族文明实践的展开，形成了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追求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一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，一定要在其薪火相传的民族精神中来进行基因测序。”经过数千年的传承与积淀，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追求融入中华民族血脉、植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中，成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文化基因。
追求“协和万邦”。中华民族在漫长历史过程中历经磨难而绵延不衰，靠的就是独具特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。“和”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范畴，潜移默化影响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，成为中国人一以贯之的处事之道。中华民族在对外交往中历来注重和平，追求协和万邦，主张友好往来，“睦邻友邦”“天下太平”“天下大同”等理念世代相传。新时代以来，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，提出共建“一带一路”倡议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，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。
中华文明和平性的辩证智慧
中华文明和平性呈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面向和价值取向，开显出“和而不同”“和合共生”“胸怀天下”等实践智慧，集中体现为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、和平性和斗争性、守正和创新的辩证统一。
坚持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。处理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，是贯穿中华文明和平性的一条根本线索。“物之不齐，物之情也”“兼收并蓄”“求同存异”“理一分殊”等思想理念，凸显了中华文明蕴含的深刻辩证思想，形成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内在支撑。一些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之所以出现文明危机，就是因为无法正确看待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关系。那种把特殊性“包装成”普遍性的做法，是文明冲突与对抗的根源。中国式现代化遵循人类文明发展普遍性规律，立足中国实际赓续中华文脉、推动人类文明发展，巩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，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打破了“文明冲突”“文明对抗”的论调，为世界文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。
坚持和平性和斗争性的辩证统一。中华文明和平性的价值取向是在解决现实问题和矛盾中发展演进的。中华文明倡导交通成和、共生并进、保合太和，反对阻隔闭塞、强人从己、丛林法则。在重视和平的同时，中华文明并没有轻视斗争，而是保持“天下虽安，忘战必危”的忧患意识，形成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；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”的战略智慧。《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》将“坚持敢于斗争”作为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经验之一，强调“敢于斗争、敢于胜利，是党和人民不可战胜的强大精神力量”。这深刻揭示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不是等来的、靠来的，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也不是别人恩赐的，而是通过不断斗争取得并在斗争中得以巩固发展的。把握和平性和斗争性的辩证关系，就要在承认矛盾差异的基础上以斗争求和平、以斗争促团结，从而不断巩固和发展中华文明的和平性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和平环境。
坚持守正和创新的辩证统一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：“中国式现代化是赓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，而不是消灭古老文明的现代化；是从中华大地长出来的现代化，不是照搬照抄其他国家的现代化；是文明更新的结果，不是文明断裂的产物。”这深刻揭示出中华文明返本开新的演进逻辑。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能够吸收借鉴人类优秀文明成果，而且以中华文明的守正创新丰富发展人类文明新形态。作为中华民族普遍的价值观念和理想追求，“和”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全方位、全过程的，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。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，从强调“天地与我并生，而万物与我为一”到“人与自然和谐共生”；在人与人、人与社会的关系上，从提出“同舟共济”到“同球共济”；在国家治理层面，从追求“政通人和”到践行“全过程人民民主”；在国与国的关系上，从倡导“协和万邦”到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，等等。这些思想理念的传承与创新，突破了“古与今”“中与外”的简单对立，展现了中华文明和平性守正与创新的辩证法。
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时代价值
和平性彰显了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思想主张和价值追求。从本质上把握中华文明和平性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内在关联，有助于阐明走和平发展道路的历史必然性。
走“人类文明发展的正确道路”的内在要求。当今世界，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，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，但文明冲突、文明优越等论调此起彼伏，思想割裂、文化纷争成为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威胁，人们对促进共同发展、维护和平稳定、推动文明进步的需求更加迫切。从文明比较和发展的视野来看，高扬中华文明和平性的价值取向，契合人类文明发展相互尊重、和衷共济、和合共生的要求，有助于化解零和博弈的思维方式、跳出“国强必霸”的逻辑、打破“西方中心论”的理论约束，进而弘扬平等、互鉴、对话、包容的文明观，真正实现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、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。
提供“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”的中国方案。和平、发展、合作、共赢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，但恃强凌弱、巧取豪夺、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危害依然深重，和平赤字、发展赤字、安全赤字、治理赤字不断加重，不确定性不稳定性更加突出，“世界怎么了、我们怎么办”成为整个世界都在思考的问题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，“中国人民不仅希望自己发展得好，也希望各国人民都能拥有幸福安宁的生活”。中国始终将自身发展置于世界发展大格局中，提出以“和平”为首要元素的全人类共同价值，倡导建设一个持久和平、普遍安全、共同繁荣、开放包容、清洁美丽的世界，以自身发展为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繁荣稳定注入更多确定性力量，给出了破解人类社会发展难题的中国方案。
展现“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”的中国特色。从中华文明和平性与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关联来看，中华文明和平性提供了中国式现代化凝聚人心、汇聚合力的历史根基，涵养了中华民族立己达人、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的价值理念。中国式现代化既坚守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思想理念，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，又结合新的实践不断丰富中华文明和平性的思想内涵，以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生动诠释中华文明和平性的历史积淀、当代形态和发展趋势。可以说，中华文明和平性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绝不是追求独善其身的现代化，而是兼济天下的现代化，力求让中国式现代化成果更多惠及周边国家乃至整个国际社会。这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，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优越性所在。
（作者：赵勇，系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员，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、教授）
